【专访】刘大钧：非以求名而名从之（《大众日报》）
此文原刊于《大众日报》2012年7月6日“周末人物”版，是对刘大钧先生的一篇专访，作者为《大众日报》记者逄春阶、陈巨慧，实习生朱紫瑛等。在这篇专访中，刘大钧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发展历程，其中有关《周易》、易学研究和个人职业发展的谈话饱含哲理，发人深省~~
中国周易学会会长,山东大学终身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刘大钧教授,6月15日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,这在山东省和山东大学都是第一人。7月2日下午,刘大钧教授在山东大学知新楼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。
一口邹平话,一头斑白的寸发,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,70岁的刘大钧先生身着短袖衬衣,微笑着给我们讲“经”。仔细端详刘教授,没有大家传说的那么神秘,但脑中装着的经典文字,随时出之于口,写之于手。
搞易学的常被人误解
报社同事听说我们采访刘教授,怂恿我们请他给算一卦。虽一半成分是开玩笑,但也说明大家对研究周易的学者的一种认同。
刘教授笑着说,其实搞易学的常被人误解。《易经》所讲的是天人整体之学,故被世人称之为“五经之首,大道之源”。文化这个词就是从《易经》来的,“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,观天文而察时变,也就是说在观天文的时候,可以觉察和总结出一些大的变化到来的征兆,人们印证这些变化,因此而生的思想就是人文。这里所谓的天文也就是天道,由天道而立人道,以人文教化天下。所以《易经》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,看似很普通的一句话却蕴含着很深刻的思想。
从汉到宋元明清,以至民国及十年浩劫爆发之前,没有人将《周易》和算卦等同起来,因为在过去算卦的就是算卦的,算卦是一种正当职业,并不受歧视。什么时候《周易》被直接扭曲成算卦了呢?“文革”期间,当时算卦都被禁止了,那些算卦的人都没了生路,这时就有一些算卦的把高亨先生研究《周易》的书摆到卦摊子上,用它作为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,让人觉得所谓算卦也是学术。
刘教授说,《周易》确实与算卦有关。但是我们在大学里,主要是讲它的人文思想、它的哲理,但也得让学生知道《周易》和算卦的关系。
现在的问题是,虽然算卦不禁止了,但有些人为了附庸风雅,偏要把算卦和学术搅合在一起,往《周易》上靠。冯友兰先生在给1987年首届“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”的贺信中说:“我有个建议,研究《周易》当然以《周易》哲学为主,但是《周易》本身就是一部卜筮书,《周易》的哲学思想有些与筮法有关,因此对筮法也要作调查研究工作。”张岱年先生也曾说过,只有全面通晓《周易》的象、数、理、占,才能算得上是一位真正的《周易》研究者。但是如果研究《周易》的目的就是为了算卦,则不免流于小道。如果研究筮法是为了全面深入地通晓《周易》的人生哲理智慧,则未尝不可,这也是易学研究所必须涉及的内容。
胡乔木慧眼荐才
刘大钧的学术之路具有传奇色彩。高中毕业后连续三年报考大学,都因亲属成分问题而不能如愿。后来,他的外祖父指给他一条自学成才的路:研究“大道之源”的《易经》。自此,刘大钧便白日干活,夜读《周易》,稳住心性,潜心研读,背诵六十四卦及《易传》,写下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。
1978年刘大钧的第一篇文章《温史释易》在《哲学研究》上发表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看了这篇文章,就给当时山东大学的党委书记孙汉卿及校长吴富恒写了一封推荐信,建议他们破格起用刘大钧这位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学者。经过考察,孙书记、吴校长也认为刘大钧是一个难得的人才,又通过山东大学哲学系几位专家的答辩考核,刘大钧正式成为山东大学的一名教师。在此之前,刘大钧是济南一个街道办服装厂的仓库保管员。
采访中,刘教授讲了他刚来山大时的一个故事:“我刚来山大,给学生上课,害怕晚了,上楼都是一步三个台阶噌噌地往上蹿。李武林老师看到后,就让我到他办公室去。我不知道什么事儿。他说,为人师表一定要稳重,你是老师,学生都看着呢,你身体再好,也要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迈。为人师表,举止要温文尔雅。李老师的这番话让我受益终生,时刻记着我是老师,要处处为人师表。”
知其不可而为之
盯着刘教授一头华发,我们心生“皓首穷经”之叹。刘教授谈起当年研究易学的不易。他说,过去学术传播无非四个手段,一是开课授徒；二是著书立说；三是举办学术会议；四是办刊物。在这四个方面,刘教授克服各种困难,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。
单说办刊物。刘教授讲了一个筹钱的故事。“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典型的书呆子,办《周易研究》杂志,没钱,想让某出版社帮着印。我跟吴富恒校长说了一下,吴校长爽快答应了,我们一起去那家出版社。吴校长一说明来意,人家就开始讲自己的困难,咱们听着,恨不得身上有几块钱掏出来再给人家留下,更不要说跟人家要钱了。人家讲得这么困难,吴校长非常认真地听着,点着头。讲完了以后,吴校长最后说,咱们都有困难,一起克服吧。出来以后我对吴校长说,我真没想到是这个结局。吴校长说,你一找我,我就知道是这个结局。我说,校长既然早知如此,那为什么还跟我去?吴校长动情地说:世上有很多事,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有些事情明知道办不成也得去办,因为咱们做的是‘义举’,看上去很傻,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贤人之愚。这样的义举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做的,今天你让我和你一起来,我就能和你一起做一件义举,我很高兴。这样的事情要是做多了对我们的身体、家庭、对我们的各方面都有好处,这不就是《易经》上讲的‘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’嘛!”
这件事给了刘大钧非常深刻的印象,让他更加坚定了信心,只要做的是对中华民族、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经学研究有意义的事,就一定坚持做下去。后来继续到处筹钱,最后把《周易研究》撑下来了,办成全国唯一的一份公开发行的《周易》研究杂志,这也是四书五经中唯一的专经研究刊物。
要和名流大家“玩儿”
刘教授多次谈到要和名流大家“玩儿”,在他嘴里,这个“玩儿”是发挥山大校长徐显明的话,就是交流,是碰撞,是一起做。比如他说,自从创办了《周易研究》,名流大家都被吸引来了。这个刊物,就成了一个高级交流平台,成了一个智慧场。
“跟名流大家玩儿,才能提高自己。取法乎上,得乎其中；取法乎中,得乎其下。我们就是要取法乎上。我们刊物约稿和请写题辞的作者,像梁漱溟、周谷城、冯友兰、张岱年、饶宗颐、季羡林、雷洁琼、吴富恒、任继愈、汤一介,都是一流的,这些先生多次给《周易研究》写题词,多次在上面发文章。还有,就是通过不断召开学术会议建立平台,和国内外学术界的一流学者取得联系,不断交流。这样,我们的学术水平就慢慢提高了。”
刘教授说:“‘玩儿’你得能玩起来,有‘玩儿’的资格。首先,你的人品必须让人家认同,做人来不得半点虚假,要以心换心。再一个,就是学问也要让人家认同。让人家感到能和你玩到一块,有玩头,有回味余地。这样,久而久之,就可以交往到一大批人品学问皆好的朋友。我们从他们的道德文章中不断受益,从而深深体会到古人为什么说‘勿友不如己者’的道理。在交友中,我感到‘友直’最宝贵,有直友,有诤友,我们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。”
积善勿须人闻
现在,社会上普遍都处于一种浮躁状态,犹如浮萍,飘忽无根。研究《易经》,是不是对人们的心态也是一种矫正或者是提醒?
刘教授说,《易经》可以告诉我们一种好的思维方式,比如说遇到名和利,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态度来面对它。老百姓有一句话就是“只管耕耘,不问收获”。如果你真的能达到“只管耕耘、不问收获”的话,你不但能有收获,你还能有更大的收获。如果还没耕耘就开始想收获,那么往往得不到任何收获。这就牵扯到,做人做事一定要真诚。在《中庸》上有一句话:“至诚之道,可以前知。”你真正能达到“至诚”了,你就能进入预知的境界。
“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”“诚”能动天地,“诚”是有能量的。我们如果用一种“诚”的心态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,那么,我们做事情的时候,就会对自己、家庭和子女产生一种很好的气场。如果不是这样,而是老琢磨着把别人坏掉,这就是“文革”中的那种斗争哲学,那些以斗人为乐的人,最后都没有好结局。
话题触及“文革”,刘教授皱起眉头。他说:“一心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,就是《淮南子》上所说的‘圣人为善,非以求名而名从之；名不与利期,而利归之’。此中之道,宜深悟也。我之前写过一副对联也是讲的这个道理:‘积善勿须人闻,余庆已示天知’。我们只要把心术摆正了,只管去做就是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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